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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历陵阳河遗址陶文发现与研究50年
[字号: ] 2015-12-12  苏兆庆  阅读次数:5218

5000年前的陵阳河陶文重新问世,到今年已50周年,它经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,我是唯一自始至今亲身经历全过程的人,今把往事做一回顾:


暴雨冲出“炮弹”


1957年7月,暴雨频繁,莒县月降水量929毫米,沭河东关段决堤,每秒钟达4780立方米,可想而知,沭河各支流也是漫溢。雨后,我奉命去陵阳河遗址调查,去现场一看,非常惊讶,一些石器和陶片映入眼帘,丰富极了。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,无比兴奋。我便动手捡了一些完整的陶器和石器带到当时莒县文化馆,向时任馆长毛石生做了汇报,这次任务就算完成了。这就是我头一次做文物工作。

1960年,春旱,莒县连续46天无雨。到了夏季,普降大暴雨,山洪暴发,陵阳河遗址局部再次遭受冲刷。当时陵阳乡文书赵明录又打来电话说:“河崖里又冲出三个大炮弹来……”。我闻讯赶到,一看,器物成筒形,下部一个尖,高52厘米,口径30厘米,壁厚3厘米,还真像炮弹形状。洗刷干净后,才发现每件器物胸部刻有图画。随后,以器物形状和其上刻划的图画,称这三件文物为:刻“锛”、刻“斧”和刻“日月山”的“大炮弹”。


陶文进京与大口尊命名


陵阳河遗址4件刻陶文的大口尊,是建国后至80年代,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发现。1962年夏,由我陪同省博物馆的王思礼 、张学海先生徒步去陵阳河遗址考察,当时沭河木桥面上的水还没到大腿深,我们三人互相牵着手前进,这样还有随时可能被冲到桥下的危险。事后想来才有些害怕。经考察,两位先生分析:“陵阳河的文化遗存比山东典型龙山文化还早,是山东又一新的文化典型”。随后进行了试掘,挖了五座墓葬,因资料少和认识不足,未能及时公布,后来先公布了大汶口的报告,故这一新的文化被命名为“大汶口文化”。后来张学海先生说:“陵阳河遗址是最早发现的大汶口文化”。

1969年文革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中,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,文物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。当时国外媒体报道称:“中国人没有文化,不要文化”。周恩来总理指示:“搞一个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”。莒县三件刻“斧”、“锛”和“日月山”的大陶缸入选进京出国展览。当时的文化馆长严升荣让我去送。我就像逃荒人一样,将重约200斤的三个大陶缸装箱,其中两个用绳一栓,背在我右肩上,胸前一个,背上一个,左手提着一个,右手还拿着车票,上下汽车和火车。那种形象,可想而知,后来学界谈及此事都为当时情景感到后怕。我当时之所以敢这样干,是不知道三件文物的重要价值。三件文物出国和在京展览期间,首先引起关注的是古文字学界。吉林大学教授,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《文物》1973年3期上撰文“古文字若干问题”中,释“日月山”为“旦”;故宫博物馆副院长、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1977年7月14日,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:“从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年代”并诠释“斧为钺”、“锛为斤”。中国社科院考古专家、博导邵望平先生在《文物》1978年9期上发表题为《远古文明的火花——陶尊上的文字》。从这之后,才使乱叫了近20年的“炮弹”、“陶缸”、“盔形器”等名称的国宝有了正式命名:“大口尊”,从此“大口尊”这个响亮的名字在国内外才广为流传,学界和各有识之士一说到“大口尊陶文”都肃然起敬。因为它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物证。

1989年秋天,我去河南省开封市参加中国文明史研讨会,入会者只有我是县级博物馆的,其他参会的都是高层学术单位的。一位台湾学者问我:“苏先生在哪里高就?”我说:“莒县博物馆”他说:“莒县在哪里?”我说:“先生不知道莒县在哪里,您可知道陵阳河遗址出土的‘陶文大口尊’吗?他就是莒县的!”他马上恭敬地说:“啊呀!知道,知道!那里是宝地……”。当时我想这是“陶文大口尊给莒县带来的尊严。

随着“陶文大口尊”在国内外的展览,它就像当年发现的“甲骨文”一样,为考古、历史、古文字、天文学界所瞩目。海内外学者纷纷撰文,由此掀起了讨论中国文明的热潮。将中国4000年文明史的传统说法改写为5000年。


洗手得宝


进京展览的三件“陶文大口尊”,是大水冲出来的,没有地层关系,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是龙山文化时期遗物,其年代就晚了500多年。为确认“陶文大口尊”的地层关系,就必须进行正式发掘,找到共存物。1978年秋天,我去省博物馆办事,恰好在省博物馆接待室里遇到中央考古所山东队队长高广仁先生,他和夫人邵望平也都写过有关陶文的文章。我请高先生帮助发掘陵阳河遗址,他说省博物馆已在陵阳河做过工作,我们再插手,怕影响两级关系。他让我自己发掘。我说我的经济能力和技术力量均难承受。他说好办,你自己发掘有困难时我可以帮你,因为陵阳河遗址太重要了。他的一席话,坚定了我要发掘陵阳河遗址的信心。但是我也怕和省博物馆关系出问题。于是我就在临沂文物处等地造舆论,说我要请中央考古所来莒县发掘陵阳河遗址,确认“陶文大口尊”的地层关系。消息传到济南,省博物馆叫临沂文物处和我说,省里明年春天,一定去莒县对陵阳河遗址进行正式发掘……。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。

1979年4月3日开始,山东省博物馆和莒县文物管理所,对以陵阳河遗址为中心的大朱家村、小朱家村等遗址联合进行发掘。工作分春秋两期进行,计时近一年。省方领队王思礼,参加人员王树明、袁旺、赖修田(赖非),万良、张振国、何德亮等,莒方领队苏兆庆,参加人员张安礼、柏春明等。至4月30日已清理墓葬五座。由于墓葬全压在河沙下面,探查极为困难。五一放假休息一天后,5月2日,王树明未和回济南开会的王思礼先生商议,单独决定:“以没有文物为由,要打道回济南府。”当时,我一听就很恼火,又怕影响关系,我是强压怒火,回城打电话并写信给王思礼。张学海接电话后,叫我顶住,并说王思礼不回莒县,你别撤。王思礼接我的信后去找馆长张学讲明情况,张学馆长决定对陵阳河遗址的发掘继续进行。我6天没去工地,一直在县博物馆等省里的消息。8号这天赖非、万良来博物馆接我去工地开会。会上王树明先生原话说:“省里根据你的建议,决定对陵阳河遗址的发掘继续干下去。我是搞商周的,不懂新石器考古,我明天去给你调查莒国故城,这里工地由你领。”我明知这是给我施加压力,但还得接受。5月9日早晨8点开始直至12点多,没有任何发现,压力变动力。中午收工,我和赖修田在河边洗手后沿河床由东向西走,边走边看,无意中发现一块高约10厘米,宽7—8厘米厚的陶片,我说:“那块就是大口尊的陶片!”赖非说:“是吗?”我赶紧伸手去拿,没拿动!我兴奋的说:“找到了!”他又说“是吗?”我说:“如果在沙里就拿出来了,拿不动就说明它在泥里。”我们两个人的高兴劲就甭提了。因为当时已经收工,没有工具,俺俩人就用手将一块4.5米长,3.8米宽,10厘米深的沙泥地扒开了。手磨破了,流着血,也不知道痛,当时的心情,没法形容,真是太激动了,这就是当时的6号墓。6号墓是目前大汶口文化时期最大最丰富的墓葬,随葬品多达206件,大口尊,成套酿酒器等重要文物一并出土。6号墓的发现,打消了考古队员怀疑是否还有墓葬的想法,使发掘工作得以顺利展开。决定沿6号墓清沙扩方,又相继发掘了17号墓、19号墓等大批墓葬,从而“陶文大口尊”的地层关系得到了确认。当时,清理墓葬45座,随葬品2800余件。其中有“大口尊”、“酿酒漏缸”、“瓮”、“高领罐盆”、“鬶”、“鼎”、“豆”、“盉”、“壶”、“单耳杯”、“薄胎高柄杯”等大汶口中晚期文化遗存,其时间距今约5000年左右。同时,还有龙山文化墓葬和岳石文化、周代文化遗存。其中“成套酿酒工具”、“陶质牛角形号”等几项重大发现,在我国原始社会考古发掘中尚属首现。


对陶尊文字的认识


大口尊上的陶文,继1960年出土后,屡有发现。迄今为止,仅以莒县陵阳河遗址为中心的大朱家村,杭头,仕阳等遗址,就有八种类型20个单字。诸城前寨、胶州的里岔、东港尧王城和安徽省蒙城市尉迟寺等地也有零星发现。在南北相距1千多里的地方,出土相同的陶文,证明它不是偶然的巧合,这些珍贵的资料说了以下几个问题:
1、从莒县墓葬中随葬的大口尊看,它是死者生前身份、地位的象征。所刻之陶文,应是他生前从事各种事业主管祭祀之礼器的祭文,每个陶文都反映一个故事。
2、陶文的刻划是当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,常年观察事物对自然景观的描述,这种形象的符号本是“随体诘诎”。就是线条随自然客体外形的变化而变化,如摹拟太阳外廓的“○”等,是“因形见义”的产物。陵阳河遗址等地出土的这类陶文,已经有“形”可识,有“义”可辨。这就说明,汉字在5000年之前,经漫长的发展时期臻于成熟。
3、从陶文刻在大口尊上的统一部位,字体工整严谨和当时不同地点而发现相同的陶文来分析,它应是继先文字阶段的结绳刻本、图画记事而进入摹拟物体形象概念的符号,它是伴随着实际生产应用产生的,是向象形文字过渡的古文字,是汉字祖型,是中国最早的文字。
4、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告别野蛮社会,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。莒州博物馆所藏之“陶尊文字”是国家的珍宝,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的实物佐证之一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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